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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業單位預算績效管理概述
1.預算績效管理的內涵。
預算績效管理是以提升公共服務效能為核心,要求明確績效目標、量化績效指標、優化資源配置、強化績效評價結果應用。在事業單位中,預算績效管理應該覆蓋財政資金分配、項目執行監控、公共服務質量評估等內容,旨在實現公共資源利用率與公益性目標的雙重平衡。
2.預算績效管理的原則。
第一,目標導向原則。強調預算編制與組織戰略規劃的一致性,要求績效目標可分解、可量化。
第二,績效衡量原則。預算績效管理要求建立科學的績效指標體系,將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確保各項績效指標可衡量。
第三,結果導向原則。注重資金投入與公共服務效果的正向關聯,將績效評價結果作為后續預算調整的依據,實現閉環管理。
3.相關理論基礎。
第一,委托代理理論。事業單位作為公共資源的代理人,需要回應政府部門及公眾對公共服務的訴求。委托代理理論揭示了信息不對稱與目標偏差風險,比如事業單位可能因缺乏監督而出現資源浪費。預算績效管理通過引入績效合同、動態考核等機制,明確代理責任并強化問責,從而防范代理人的短期逐利行為。
第二,新公共管理理論。新公共管理理論主張以企業運營管理理念改造公共部門,其核心是效率至上與結果優先。在事業單位中,新公共管理理論體現為引入成本效益分析工具,同時推動績效評價從合規性審查轉向有效性驗證。
第三,公共選擇理論。公共選擇理論從理性經濟人假設出發,指出政府行為可能因部門利益膨脹導致失靈。在預算績效管理中,需要通過制度設計規避此類問題。比如,建立多元主體參與的績效評價機制,積極引入第三方機構,開展公眾滿意度調查,弱化部門自利傾向。同時,提高工作透明度可以減少信息壟斷,促使事業單位更加關注長期效益。
二、事業單位預算績效管理的積極作用
1.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第一,優化資金分配。預算績效管理通過事前績效評估,將財政資金從低效冗余領域轉向高價值公共服務項目。例如,在公共衛生領域,依據疾病防控、基層醫療等項目的績效潛力來分配資金,可避免“撒胡椒面式”投入,優先保障居民健康需求。
第二,促進資源整合。預算績效管理通過跨部門績效目標協同設計,推動資源共享機制落地。例如,教育系統內部整合教研設備與師資力量,建立區域性教學資源共享平臺,既能夠減少重復采購,也能夠提高資源利用的集約度。
2.提高政策執行的有效性。
第一,明確政策目標。預算績效管理能夠將宏觀政策轉化為可操作的量化指標,通過層級化指標設計,避免因政策模糊導致的執行偏差。例如,鄉村振興政策可分解為農村基建完工率、農業技術培訓人次等具體目標。
第二,加強過程監控。通過績效運行監控,事業單位能夠實時追蹤政策執行進度。例如,在社會保障政策實施過程中,通過監測養老金發放覆蓋率、救助金到位時效等指標,及時發現政策執行滯后等問題并進行調整,確保政策執行路徑不偏離預設軌道。
第三,強化責任落實。績效評價結果與預算調整、人員考核掛鉤,形成剛性約束力。例如,將生態保護項目完成度與生態環境部門下一年度預算掛鉤,倒逼責任主體提升政策執行效能。
3.提高公共服務質量。
第一,建立以公眾需求為導向的績效評價體系,設置公眾滿意度指標,推動事業單位的工作模式從供給主導轉向需求響應。例如,市政服務窗口通過考核居民辦事等待時長、一次性辦結率等指標,有利于促進流程簡化與服務升級。
第二,促進服務創新。預算績效管理通過設立創新績效加分項,鼓勵事業單位突破傳統工作模式。例如,公共圖書館開展數字閱讀、在線預約借閱等新型服務,既可以提高資源利用率,也能夠擴大覆蓋面,從而提高工作效率。
4.促進財政資金合理使用。
第一,加強資金監管。預算績效管理覆蓋資金申報、使用與考核環節。例如,在科研經費管理過程中實行負面清單+績效跟蹤制度,明確禁止資金挪用范圍,并定期核查支出合規性,不斷強化約束力,避免出現違規行為。
第二,提高資金使用成效。事業單位需要通過利用績效評價結果,不斷促進資金配置動態優化。例如,文化惠民工程依據場館利用率、活動參與度等績效數據,淘汰低效項目,并追加優質項目投入。該機制體現了成本效益分析的決策邏輯,確保財政資金從保基數轉向提效能。
三、事業單位預算績效管理面臨的挑戰
1.思想認識不足。
第一,重視程度不足的認知慣性。部分事業單位的管理人員受到傳統預算管理模式的影響,將預算績效管理簡化為“填表考核”,忽視其戰略價值。例如,某些公立醫院仍沿用重設備采購、輕服務效能的決策邏輯,未將患者康復率、診療效率等核心指標納入預算分配依據。
第二,抵觸情緒衍生的執行阻力。基層人員擔心績效評價可能暴露工作短板,容易產生防御性心理。例如,文化館員工擔憂服務創新指標增加工作負荷,采取消極應對策略。
2.制度體系不完善。
第一,法律缺位引發的規范困境。現有的預算績效管理法規多停留在部門規章層級,缺乏高位階法律。例如,科研機構橫向課題經費使用常游離于績效運行監控之外,根源在于相關法規沒有明確非財政資金的預算績效管理要求。制度真空容易導致“監管套利”,從而嚴重影響政策執行力。
第二,指標設計中的價值衡量難題。績效評價體系常陷入“可測量性陷阱”。例如,公共文化服務過度依賴場館參觀人次、活動場次等量化指標,忽視公眾審美體驗、文化認同感等隱性價值。這折射出新制度經濟學中的“測量成本”悖論,過度降低考核復雜性可能扭曲政策目標本質。
第三,信息孤島影響協同效能。部門間數據壁壘導致績效信息碎片化。例如,水利部門防汛項目與民政救災資金使用數據未互通,影響洪澇防治整體績效評價。信息不對稱理論揭示,數據割裂加劇委托代理風險,使上級部門難以精準識別政策執行偏差。
3.技術支撐薄弱。
第一,方法論局限影響評估信度。現行績效評價方法偏重量化指標,忽視定性分析。例如,基礎教育領域僅用升學率衡量學校績效,忽略學生綜合素質發展。這違背了平衡計分卡的主要原則,即財務指標與非財務指標、過程指標與結果指標需要協同運用,從而全面反映組織績效。
第二,數字化短板制約管理能效。部分事業單位仍然依賴人工填報Excel表格進行績效運行監控,難以實現動態預警。例如,老舊社保系統無法實時比對養老金發放數據與受益人生存狀態,導致資金冒領風險。數字治理理論強調,技術工具滯后將加劇治理效能鴻溝,使預算績效管理局限于事后補救層面。
4.外部環境復雜多變。
第一,政策波動性增加適配難度。宏觀政策調整迫使事業單位反復修訂績效目標。例如,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導致疾控機構年度預算重點從常規監測轉向應急物資儲備,原有的績效指標體系失效。政策周期理論表明,剛性績效框架與彈性政策需求之間存在矛盾,可能誘發制度性響應遲滯。
第二,輿論壓力倒逼績效透明化。公眾通過社交媒體加強對公共服務質量的監督。例如,網民熱議社區養老助餐補貼使用情況,倒逼民政部門公開績效數據。公共價值理論認為,這種壓力的實質是參與權與知情權主張的延伸,要求績效管理從技術閉環轉向“社會共識構建”。
四、事業單位預算績效管理的優化策略
1.深化思想認識與文化建設。
第一,認知升級驅動行為轉型。通過分層次、多輪次的專題培訓,重構管理人員的認知框架。例如,對于主要管理人員,事業單位可以開設公共部門戰略績效管理課程,融入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結果導向原則,解析如何將組織使命轉化為可量化的績效目標。通過開展案例研討與情景模擬相結合的沉浸式學習活動,事業單位能夠不斷提高相關人員的綜合素質。同時,建立預算績效管理知識共享平臺,定期推送公共服務創新實踐案例,破除“重過程、輕結果”的路徑依賴思維。
第二,績效文化重塑組織生態。借鑒企業文化管理中的符號建構理論,事業單位可以在內部推行績效標桿評選、最佳實踐分享等活動。例如,某省級圖書館將年度閱讀推廣活動參與人次、讀者滿意度等指標納入部門評優標準,通過榮譽激勵與物質獎勵來構建“績效優先”的價值共識。組織行為學中的心理契約理論揭示,當員工感知到績效改革與個人職業發展之間存在正相關時,抵觸情緒可轉化為創新動力。
2.制度創新與治理體系重構。
第一,法治化框架下的彈性設計。例如,針對科研機構、公立醫院等特殊領域,可試點負面清單+自主申報制度,允許相關單位在合規范圍內動態調整績效指標權重,平衡制度剛性與創新彈性。
第二,多維度指標破解價值沖突。事業單位需要積極運用公共價值管理理論,建立復合型績效指標體系。通過使用平衡計分卡,將財務、流程、學習成長、利益相關者四個維度嵌入預算績效管理框架,確保短期成果與長期戰略的協同。
3.技術賦能與流程再造。
第一,循證決策提升績效評價的科學性。事業單位可以引入政策分析中的循證管理模型,從而提升績效評價的可行性。復雜系統理論強調,通過多源數據融合與動態建模技術,可破解定量指標片面化、定性指標模糊化的困境。
第二,數字治理重構管理模式。依托區塊鏈技術構建全鏈條資金監管平臺,確保預算編制、預算執行、績效評價等數據不可篡改與實時追溯。例如,某水利工程項目管理系統內嵌智能合約,當工程進度滯后預設節點時,會自動觸發預警并凍結后續撥款。
4.環境適應與協同共治。
第一,動態響應機制應對政策波動。基于復雜適應系統理論構建政策預警機制。例如,在預算編制中預留政策調整準備金,用于應對突發性政策轉向。同時,建立快速響應小組,編制應急預案,確保績效目標與國家戰略同頻共振。
第二,社會參與強化績效合法性。事業單位可以推行協商民主框架下的績效共治模式。例如,在社區養老項目績效評價中,引入居民代表、第三方專家組成的評議委員會,平衡專業判斷與公眾訴求。公共治理理論表明,開放性決策過程不僅能提高資源配置精準度,還可以增強公眾對績效管理改革的認同感。
五、結語
綜上所述,事業單位預算績效管理作為連接政策目標與執行效果的制度橋梁,既彰顯了公共服務改革的價值,也暴露出轉型期多元治理主體博弈的深層矛盾。通過法治化框架完善、數字治理賦能與社會共治機制創新,推動預算績效管理從“技術理性”向“價值理性”躍遷。未來研究可進一步關注預算績效管理數字化轉型、多元主體協同評價等前沿領域,為構建兼具中國特色與國際視野的績效治理范式提供理論支撐。
(來源:行政事業資產與財務)